张国光提出今本的撰者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从文学史和史学史的研究来看，都有辨明真相的必要。
一、关于韦本的流传问题
沈的“考证”和张的《商榷》，都把韦撰《顺宗实录》3卷（以下简称“韦撰本”或“韦本”）曾经广为流传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进而才产生韦本即是《考异》所谓“略本”的推测，最后得出韦本即今本的结论。我认为，弄清韦本是否流传的问题，是辨明真相的一个关键。
韦本果真广为流传过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根据是：
1.韩愈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5]，是记载韦处厚曾撰《顺宗实录》（《表状》作《先帝实录》）3卷的最早，也是最可靠的史料。据此：第一，韦撰《顺宗实录》3卷，时在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前。第二，韦本撰成后，监修李吉甫认为过简，“未周悉”，没有批准。第三，韦本作为未定稿，由监修李吉甫于元和八年十一月亲交史馆修撰韩愈，令其“重修”。第四，韩愈等以韦本为蓝本作重大的修改补充，撰成《顺宗实录》5卷（以下简称韩原本），“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在上述过程中，韦本有没有可能流传出去？我认为，不可能。从韦处厚说，韦本既未取得监修认可，他是不敢泄露稿本的。从李吉甫说，既已令韩“重修”，更无将“未周悉”的韦本流布出去的理由。从韩愈等人说，他们直接承担“重修”任务，岂会把用作蓝本的他人写的未定稿传播出去？且他们并无此种权力。唐代皇帝实录被允许传抄的情况是存在的。例如：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房玄龄等上所撰高祖、今上实录各20卷。唐太宗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6]。但这必须是得到最高统治者认可的定稿本。韦本既未得到监修认可，又未上奏皇帝，应不在此例。因此，《商榷》所云“元和九年以后，韩愈的本子虽已定稿（按：当是元和十年夏天定稿——引者），但由于韦本成书在它之前，而且早已有人传抄，这样从元和九年以后，两种本子得以并存”的推论，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