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在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同时，有许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出来，有的研究者写出了综论性质的论文，有的研究者写出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还有一些研究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专书。这种发展形势表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一旦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就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繁富，确有吸引学人进行研究的魅力。通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在学理上和撰述上的主要成就，突出地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史学史”研究什么，撰写什么？第二，“中国史学史”是怎样发展的，应当怎样表述出来？第三，怎样看待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的变革，即怎样看待“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三是阐说“新史学”。
1.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撰写内容。如前所述，梁启超对此已提出其明确的见解。这一时期人们发表的总论性文章或出版的专著，多关注于此。
这时期所发表的概括性或通论性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16]，何炳松《中国史学之发展》[17]，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18]，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19]，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20]等。这些文章，或概说中国史学之一般印象，或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其中，论述比较简略的是何炳松文，它把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至荀悦，荀悦以下至北宋末年，南宋至现代。[21]此文行文过于简略，其论点未能充分展开，而其着重点又放在论述浙东史学及其影响方面。论述比较详尽的是周谷城文，它分别讨论了六个问题：历史与史学之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进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此文的目的是试图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它最后落脚到“创造中的新史学”，认为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应在“确认史学的对象”、“稳定史学的地位”、“改进史学的方法”等几方面着力。[22]这是一篇有特色的、现实感很强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