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集团则不然,除了曹操、曹丕执政时期,还能擢用些草莽英豪,到了曹叡执政中期,基本上只任用曹氏亲贵和五大家族的人,其余的人再有本事,也只能担任八百石以下的官职。如此这般,社稷焉能不亡!
倘若曹操听从荀彧的建议,先花些心思把大汉王朝的人伦教育和政治事功弄好了,不要急着弄自己那摊子事,结果可能截然不同,不仅百姓免受“柴天改玉”之苦,曹操本人声望也可直追伊、吕。
当然,关于荀彧这封信,也有人说是伪作。李浩田就认为这封信很可疑:“荀彧的作品被作为正史记录在案的,只有《迎驾都许议》《报曹公书》等寥寥数篇,这篇《与公仁书》不见于正史,仅见于清人荀业(荀崧第三十六代孙,属荀彧后裔)的私人藏书《荀令公传》。而且荀彧生在汉朝,不可能在文章中设计出类似‘君主立宪’式的政体构架。当时恰值康梁变法,荀业又是维新一党,很可能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此信。”
无论是真是假,这封《与公仁书》起码可以为我们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荀彧阻谏曹操称王不单单是出于对大汉政府的愚忠,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后世对曹操僭位为王的事情也应该重新加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