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集团则不然，除了曹操、曹丕执政时期，还能擢用些草莽英豪，到了曹叡执政中期，基本上只任用曹氏亲贵和五大家族的人，其余的人再有本事，也只能担任八百石以下的官职。如此这般，社稷焉能不亡！
倘若曹操听从荀彧的建议，先花些心思把大汉王朝的人伦教育和政治事功弄好了，不要急着弄自己那摊子事，结果可能截然不同，不仅百姓免受“柴天改玉”之苦，曹操本人声望也可直追伊、吕。
当然，关于荀彧这封信，也有人说是伪作。李浩田就认为这封信很可疑：“荀彧的作品被作为正史记录在案的，只有《迎驾都许议》《报曹公书》等寥寥数篇，这篇《与公仁书》不见于正史，仅见于清人荀业（荀崧第三十六代孙，属荀彧后裔）的私人藏书《荀令公传》。而且荀彧生在汉朝，不可能在文章中设计出类似‘君主立宪’式的政体构架。当时恰值康梁变法，荀业又是维新一党，很可能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此信。”
无论是真是假，这封《与公仁书》起码可以为我们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荀彧阻谏曹操称王不单单是出于对大汉政府的愚忠，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后世对曹操僭位为王的事情也应该重新加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