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个人还有一点感想。我今天替《剧刊》闹场,不由得不记起三年前初办新月社时的热心。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这来切题的唯一成绩就只前年四月八日在协和演了一次泰戈尔的《契玦》,此后一半是人散,一半是心散,第二篇文章就没有做起。所以在事实上看分明是失败,但这也并不是无理可说;我们当初凭藉的只是一股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一个。这回我的胆又壮了起来也不是无理可说,因这回我们,仅有热心,加倍的热心,并且有真正的行家,这终究是少不了的。啊,我真高兴,我希望——但这是不用说的。说来我自己真叫是惭愧,因为我始终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我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既不能编,又不能演,实际的学问更不必问;我是绝对的无用的一个,啊,但是,要是知道我的热心,朋友,我的热心……
《剧刊》终期
凋零: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阶前的草花有焦萎的,有风刮糊的,有虫咬的,剩下三两茎还开着的也都是低着头,木迟迟的没一丝光彩。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旧日的荣华已呈衰象,新的生机,即使有,也还在西风的背后。这不是悲观,这是写实。前天正写到刘君梦苇与杨君子惠最可伤的夭死,我们的《诗刊》看来也绝少复活的希冀,在本副刊上,或是在别的地方。闻一多与饶孟侃此时正困处在锋镝丛中,不知下落,孙子潜已经出国。我自己虽则还在北京,但与诗久已绝缘,这整四月来竟是一行无著,在醒时或在梦中,《诗刊》是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