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个人还有一点感想。我今天替《剧刊》闹场，不由得不记起三年前初办新月社时的热心。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这来切题的唯一成绩就只前年四月八日在协和演了一次泰戈尔的《契玦》，此后一半是人散，一半是心散，第二篇文章就没有做起。所以在事实上看分明是失败，但这也并不是无理可说；我们当初凭藉的只是一股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一个。这回我的胆又壮了起来也不是无理可说，因这回我们，仅有热心，加倍的热心，并且有真正的行家，这终究是少不了的。啊，我真高兴，我希望——但这是不用说的。说来我自己真叫是惭愧，因为我始终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我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既不能编，又不能演，实际的学问更不必问；我是绝对的无用的一个，啊，但是，要是知道我的热心，朋友，我的热心……
《剧刊》终期
凋零：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阶前的草花有焦萎的，有风刮糊的，有虫咬的，剩下三两茎还开着的也都是低着头，木迟迟的没一丝光彩。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旧日的荣华已呈衰象，新的生机，即使有，也还在西风的背后。这不是悲观，这是写实。前天正写到刘君梦苇与杨君子惠最可伤的夭死，我们的《诗刊》看来也绝少复活的希冀，在本副刊上，或是在别的地方。闻一多与饶孟侃此时正困处在锋镝丛中，不知下落，孙子潜已经出国。我自己虽则还在北京，但与诗久已绝缘，这整四月来竟是一行无著，在醒时或在梦中，《诗刊》是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