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晚清相比,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因此对它们的追求也变得更加明确、强烈而执着。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此后则明确认识到,它还是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一种普遍合理、应当遵行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正如李大钊1919年2月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同年3月,谭平山也说:“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为何?稍有识者,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次年又说:“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4]至于自由平等,人们则认为,其价值核心又在于尊重个性、发展“个人”自主的人格。陈独秀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观念置于现代意识之首,主张“个人本位”;胡适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都是基于此种共识。“个人”的发现,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最能表现出它区别于此前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的地方”[5]它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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