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晚清相比，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因此对它们的追求也变得更加明确、强烈而执着。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此后则明确认识到，它还是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一种普遍合理、应当遵行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正如李大钊1919年2月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同年3月，谭平山也说：“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为何？稍有识者，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次年又说：“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4]至于自由平等，人们则认为，其价值核心又在于尊重个性、发展“个人”自主的人格。陈独秀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观念置于现代意识之首，主张“个人本位”；胡适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都是基于此种共识。“个人”的发现，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最能表现出它区别于此前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的地方”[5]它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