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襄王看来，元咺作为臣子，“顺服”才是第一义。这种顺服，应当是一种“孩子般的顺服”——这个短语是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时候德国哲学家赫尔德说的，其原话如下：“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上至皇帝的社会各阶层，甚至那些早已作古了的列祖列宗都在传播这种礼俗和义务。他们所有的文字、格言警句，所有的经书典籍、所有家庭内部的和社会公共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治国方法，统统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并受其制约。”(1)
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是，“孩子般的顺服”难道就意味着正义注定无处伸张吗？诚然，元咺在这件诉讼当中绝对占理，周襄王对此也并不否认。所以周襄王的观点看似有点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承认元咺理直，另一方面认为即便元咺理直也不可依从。这样的判决是把等级秩序置于是非之上，也就是说，认为在是非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个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
(1) 见（德）赫尔德著《中华帝国的基督化》，出自（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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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道理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周襄王之口，在今天听来当然会觉得荒谬，事实上这种道德的层级秩序一直存在，只是具体内容在不断变换而已。那么，在两千多年前的事件发生当时，晋文公有没有被周襄王这一席话说服呢？——不同的史料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左传》的版本是，在晋文公囚禁了卫成公之后，元咺回到卫国，拥立公子瑕为君。又过了两年，晋文公大约是想彻底解决掉卫成公这个麻烦，便派医衍暗中对卫成公下毒，奈何消息走漏，宁武子贿赂医衍，让他减少了毒药的剂量，卫成公这才得以不死。此时鲁僖公为卫成公求情，使卫成公终于获释。卫成公派人回国贿赂周歂、冶廑两位当权贵族，请他们帮自己夺回君位，许诺事成之后任命二人为卿。周歂、冶廑便杀了元咺和在任国君，迎卫成公回国。卫成公在回国之后，依礼先去祭祀先君，周歂、冶廑则穿好礼服，准备入太庙接受任命。周歂先到太庙，才到门口便暴病而亡，冶廑也许是被周歂的死吓住了，急忙辞去卿位，不敢居功。（《左传·僖公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