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不独政治背景给予艺术家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即其他的各种学术空气、思想酝酿,也都到了百花怒放的时期:三世纪以来暗滋潜长的各种思想,至此已完全瓜熟蒂落。
《伊利亚特》(Illiade)史诗的第一种译本出现了,荷马著作的全集也印行了,儿童们都讲着纯正的希腊语,仿佛在雅典本土一般。
到处,人们在发掘、收藏、研究古代的纪念建筑,临摹古艺术的遗作。
怀古与复古的精神既如是充分地表现了,而追求真理、提倡理智的科学也毫不落后:这原来是文艺复兴期的两大干流,即崇拜古代与探索真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太阳系中心说把天文学的面目全改变了,炼金术也渐渐变为纯正的化学,甚至绘画与雕刻也受了科学的影响,要以准确的远近法为根据(达·芬奇即是一个画家兼天文学家、数学家、制造家)。
梅迪契祖孙并创办大学,兴立图书馆,搜罗古代著作的手写本。大学里除了翡冷翠当地的博学鸿儒之外,并罗致欧洲各国的学者。他们讨论一切政治、哲学、宗教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