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不独政治背景给予艺术家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即其他的各种学术空气、思想酝酿，也都到了百花怒放的时期：三世纪以来暗滋潜长的各种思想，至此已完全瓜熟蒂落。
《伊利亚特》（Illiade）史诗的第一种译本出现了，荷马著作的全集也印行了，儿童们都讲着纯正的希腊语，仿佛在雅典本土一般。
到处，人们在发掘、收藏、研究古代的纪念建筑，临摹古艺术的遗作。
怀古与复古的精神既如是充分地表现了，而追求真理、提倡理智的科学也毫不落后：这原来是文艺复兴期的两大干流，即崇拜古代与探索真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太阳系中心说把天文学的面目全改变了，炼金术也渐渐变为纯正的化学，甚至绘画与雕刻也受了科学的影响，要以准确的远近法为根据（达·芬奇即是一个画家兼天文学家、数学家、制造家）。
梅迪契祖孙并创办大学，兴立图书馆，搜罗古代著作的手写本。大学里除了翡冷翠当地的博学鸿儒之外，并罗致欧洲各国的学者。他们讨论一切政治、哲学、宗教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