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当前这种极度的摇摆视为衰落和死亡的标志。他们是毫无希望的宿命论者。施宾格勒就是这些对衰落作预言的先知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在他临终前不久，他从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中看到了虚幻的希望。研究历史、心理、宗教和哲学的学者可能更加同意拉尔夫·泰勒·弗留耶林在他的《西方文化的幸存》和《创造性的人格》中陈述的观点。他认为，意志是“人格的最高行为”［32］。最近的一些神学作者很好地强调了“决定”的重要性。由于自然（在人格主义者看来）处在人格之中，那么自然就要服从意志：人可以决定它们对待自然事件的态度，也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对自然的对策。如果神的选择不预言、不配合、不跟随人的每一个选择，那么人的选择确实是空洞的，无效的。但分享人格主义者的这种信念的人没有一个会把任何历史阶段视为终极的，或者把绝望和死亡的气氛视为最后的宿命。人和他的价值是这个大宇宙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这个伟大的宇宙是有创造力的，有目的的，承担着保存和使价值增长的重任。由于抛弃上帝，我们产生了绝望，并虚构了宇宙的毁灭。但是上帝不能被消除。遗忘不能摧毁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