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大业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挽救自己的灭亡，因而纵横家的活动盛极一时，苏秦的游说辞便广泛流行开来。从历史的具体情形看，三号墓出土的这部帛书之所以会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记录苏秦游说辞，不是偶然的。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苏子》就居于首位，篇数最多，多到三十一篇。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纵横家。
正因为苏秦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的游说辞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难免有许多是假托他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感慨。关于这点，前人已经做过许多辨伪的工作。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的出土，向人们提供了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从而使研究者对这个长期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