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之时，王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语势蜿蜒，深值分辨。他先说：“前几天有一位初到四川的女士，破口大骂四川人，……于是乎激动了四川人的公愤，笔者也有点不平”。进而声明：“兄弟现在也要说一点四川人的坏话，但是却不象某女士的意气用事，吹毛求疵，而是诚心改良川省的几个缺点，切望不要再像对某女士的那样骂我。因为某女士是外省人，似乎像王姬下嫁似的，嫁到了不中她意的四川，这位洋气十足，文明过度的女士，对这不中她意的四川，当然是有一番娇骂。在婆家住久了，……自然不会再骂”。而“兄弟是生于四川，长于四川的真正地道四川人，当然不会骂四川的”。[113]显然，王谟对陈衡哲的观点并不完全否定，但恰在风头上，再来批评四川，也就不能不特意剖白心迹，以免再遭群骂。
王氏显然是有意识地运用“内外之别”的心态，以调动蜀人的同情。不过，他紧接着又做出一个微妙动作，将川人区别为两个社群：“非是原为四川人，惯熟四川的事情，而又在外面住得久的，比较了解外面情形的人，将外面与四川两相比较，不能发现四川人的特别的地方”。换言之，旅外川人对四川问题的认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未曾出过夔门的川人难以比拟的。这里隐藏着一种优越感，但作者的表述又平平无奇，甚至带有一番辩解意味，与前此批评四川时的直言不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虽和那一特殊时段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提醒了我们问题的另外一面：旅外川人和在乡川人仍存在着心理隔阂，而王谟显然是感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