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学，从来没有割断过与现实的联系，不过就史家的意识而言，写史更注重客观地反映现实，所以“秉笔直书”是史家最高的道德追求，立言不朽，藏之名山，成为史家著述的理想寄托。而杜佑的《通典·序》却开宗明义地提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明确提出写作的目的是为当前的现实政治服务。李翰在《通典序》中更明确地讲：“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经邦”、“致用”，正是杜佑的学术旨趣。
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产生于明末清初，其实，清人在谈到杜佑《通典》时就指出：“（《通典》）元元本本，皆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71]应该说，在史学领域中，明确树起“经邦”、“致用”旗帜，杜佑是第一人，而《通典》正是杜佑“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结晶。
《通典》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尧舜，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有的地方还以附注的形式写入唐代宗、德宗时期的有关史实。全书200卷，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食货典》是讲经济制度的，内容包括土地所有制形态的变迁、租税、货币制度的沿革、户口的盛衰、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选举》、《职官》、《刑》是讲政治制度的，详细阐述了历代官吏的选拔、考课制度和官制、法制的沿革演变；《礼》、《乐》讲礼乐；《兵》却不讲兵制，而是关于兵法方面的一部理论专著；《州郡》讲地理沿革；《边防》讲周边少数民族与外域国家的起落兴衰始末。每一门下面，大略以朝代先后为序，每一朝代，又以时间先后为序，将各种制度的沿革兴废及历代贤哲对各种制度的评价有序地编次起来，并用说、议、评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用小注的形式对正文进行注释、补充、考辨。确实可称得上是一部“包罗宏富、义例严整”、“卓然成一创作”的伟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