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轻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土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电钟指针跳格子玩吗？”
“可这是中国，老弟，人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