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北，有一次他写什么报告，我就给他改，改了之后，他就照修改稿讲了。在东北成立文化部，他做了部长，当了部长在延安的谦虚劲也没有啦，姚仲明在延安写了个剧本，我帮他改了好几个月，这个剧本叫《同志，你走错了路》。姚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谈这次改剧本的事；刘芝明当时也说这个剧本改得好。现在，姚在对外文委当主任，解放战争时做烟台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做过驻缅甸大使。
在延安，我也是闹的，这跟萧军的闹是完全不同的，闹到了通天的程度，从我身上使党获得了跟党外人士合作的许多经验。“文抗”后来开会批判萧军，丁玲、我和周扬三个人做主席团，他不出席会，我和周扬去找他，萧军拔出一把刀子插在桌子上跟我们讲话。那天他还是到会了，他一进会场就讲，讲完了也不听别人意见，抬腿就走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给他平反时，找我征求意见，我不知道刘芝明给他做的结论，调查的人说了我才知道。我说：“无论怎样萧军也不是反革命，他从东北拿着《八月的乡村》，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了上海，怎么能有这样的‘反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