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文历法方面，明代蒙古族使用的历法突出地表明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两种《蒙古黄金史》和《俺答汗传》所使用的蒙古纪年历法，比元朝时《蒙古秘史》所使用的蒙古历法前进了一大步，即在12生肖前加了青、红、黄、白、黑五色，有的还分公母（阴阳），说明蒙古历的纪年是使用阴阳五色与12生肖依次搭配，组成循环序列[102]，这与汉历的干支纪年法是相同的。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这三部书中，几乎所有明代蒙古族的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干支纪年法，由此可见汉历对蒙古历所产生的影响。明廷还给蒙古赠送了《大统历》。蒙古入贡的表文有时也有明朝皇帝的年号和纪年，如《俺答谢表》。明朝中后期，许多汉族兵民进入丰州滩，从事农耕，将中原地区的天时、节气方面的知识带入蒙古地区。他们同时也兼营畜牧业，向蒙古族牧民学到了草原地区的节气知识。
在蒙、汉文的翻译方面，双方都做了大量工作。明洪武年间，为适应对北元政策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蒙汉文翻译，大力培养专业翻译人才，并专门设置了四夷馆。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103]，作为规范化的蒙汉翻译课本。永乐五年（1407年），四夷馆内设蒙古、女真等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104]。这些译字生、通事中有很多是蒙古人，他们为沟通蒙、汉两个民族做了大量工作。正统六年（1441年），瓦剌朝贡，明廷赐物中有“夷字《孝经》一本”[105]。正德四年（1509年），亦孛来入套，总兵马昂与之交战，曾缴获“番文三本”[106]。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蒙、汉翻译工作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