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商品、宗教、坚船利炮、学术文化蜂拥而入。在这些五光十色的舶来品面前，传统汉语语汇显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发生的这些变化，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亟待引进和创造大量新词汇来满足人们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的需要。参与翻译西书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曾谈到中国旧有词汇不足应用的情况，指出：“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试观英文之大字林，科学分门，合之其名词不下二十万，而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也。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迻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除了引进外来词汇外，还需要创造新字词。关于创造新字词，他提出了三种方法：“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撰合其文。然□者未经深究，即离晳者，以其非熟习也。然苟不依此三法以代之，□非中国之六万字，彼西方尚有十四万字，何从表见于中国之文中乎？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如化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科，中国字缺之者更夥。”[58]刘师培也认为：“中国则不然，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他主张：“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59]这些论述反映出晚清社会对新词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