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管这个念头多么无足轻重，仍具有独特的神秘性——一旦被重新放置回脑海中，就会立刻使人兴奋起来，荡起层层涟漪；它横冲直撞，四处闪现，激起一串串思想的火花，让人坐卧难安。思绪翻飞时，我已不知不觉疾走在一片草坪上。一个男人的身影突然闪现并拦住了我。起初我并未反应过来，这个穿着晚礼服衬衫，看起来有些滑稽的男人，正在朝我比比画画，露出惊恐又愤恨的表情。这时，直觉而非理性提醒了我：他是一名学监，而我是一个女人。这边是草坪，那边是人行道。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有权在此停留，石子路才是我应走的地方。这些想法转瞬而过。当我回到那条小路上，他的手臂才放下来，脸色也恢复以往的冷漠。虽然石子路比草坪硌脚，但我也没受多少苦。不管这些研究员和学者来自哪个学院，我只能对他们提起一项控诉：他们就为了保护这块三百年来被修理平整的草皮，吓跑了我的思想之鱼。
当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念头促使我如此大胆地踏上那块草坪，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在十月的那个晴朗的早晨，如果说和平之光能从天堂照射到人间，牛桥大学校园里的建筑便沐浴在这柔和温暖的晨光中。所以当我漫步在几个学院古老的回廊里，之前所感受到的冷冽和不快被驱散了不少。我仿佛被一只神奇的玻璃樽罩了起来，外界的声音全部被隔绝了。我便也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除非再去踩踏那块草坪），可以自由随性地沉浸在任何与此时此景相契合的深思中。于是，不经意间我想起过去的某篇散文[9]，讲的大概是作者在一个悠长的假期重访牛桥大学的经历。这又让我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10]曾将兰姆的一封信高举头顶，称其为“圣人查尔斯”。的确，在所有的已故作家中（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兰姆是最和蔼可亲的，可以当面向他问出“请告诉我你是如何写散文的？”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在散文创作方面，兰姆甚至超越了马克思·比尔博姆[11]，尽管后者做得足够尽善尽美了。因为兰姆充满了极其丰富又狂野的想象力，在行文中所迸发出的天才的灵感和火花，让他的散文闪烁着诗意的光芒，因此瑕不掩瑜。兰姆大概一百年前来过牛桥。他在一篇文章中——题目记不得了——提到他在这里看到过弥尔顿所写的一首诗的手稿，应该是《利西达斯》吧。兰姆在文中写道，当他意识到这诗稿中的词句有可能与现存的版本不同时，他大为震惊。在他看来，想到弥尔顿会改换诗中词语的念头都是一种对诗人的不敬。于是，这引起了我的兴致，开始搜罗脑中《利西达斯》的诗句，猜想会是哪个单词曾被弥尔顿改动过，以及原因是什么。接着，我突然想起兰姆当年所看过的诗稿就被放置在几百码之外，我正好可以追随他的脚步，穿过四方庭院，到珍藏诗稿的著名图书馆[12]一睹为快。在我动身前去的路上，又记起萨克雷的手稿《埃斯蒙德》[13]也被保存在这座图书馆中。在文学评论家的认知里，《埃斯蒙德》是萨克雷最完美的作品，但我认为这部小说矫揉造作，并且有模仿18世纪写作风格之嫌，这会将读者拒之门外。除非萨克雷的文风恰与18世纪相合——只要辨别手稿中的刻意改动是为了塑造文风还是为了充实文意，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不过这需要先区分何为文风、何为文意。在这个问题上——不经意间我已经走到了图书馆的门口，并且我确定是把门拉开了，因为此时一位白发苍苍、面目和善的绅士正站在我面前，如同这座图书馆的守护天使，只不过他并没有长着洁白的羽翼，而是身披一袭黑袍。他摆了摆衣袖让我退到门外，稍带歉意地低声解释道，女性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出示介绍信，方能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