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出狱时,工读互助团各组都已奄奄一息。他便自任第四组组长,新筹资金,实行工商兼营;置机打线,卖饭供膳,还附售文具用品。他认为办互助团的目的本非谋利,乃是通过这一组织,团结有志之士,造就理想经验兼备的人才。他工作学习十分努力,除统筹全组事务外,每日和大家一样劳动四五小时,并要远远赶到北大听课。但由于种种原因,结局还是负债累累,被迫停业关门。
1920年下学期,他在北大哲学系旁听的是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前者由马叙伦讲《庄子》和“宋儒学案”,后者由梁漱溟讲“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哲学”。本期安排先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阐论人生问题有三大方面:一是对生活衣食住行等问题,它以向前要求为主;二是对他心的问题,它以调和持中为主;三是对因果生老病死的问题,它以向后解脱为主。梁漱溟指出西方、中国、印度各别具有着重解决上述三方面人生问题的倾向;并谓其主要成就,西方为民主与科学,中国为儒学,印度为佛法。他的讲题主旨,以中、印文化无可非议,其病在于早熟。西方文化正兴盛发达,物质文明成就特高,惟其弊病亦日渐暴露。自长远视之,这种文化对于人类是否能带来真正幸福,还是很有疑问。他主张中国当积贫积弱之际,不宜排拒西化,应采取“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方针态度;即是说,存在一个如何去掌握或引导的问题。梁漱溟的意见,在当时曾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其是非难以遽下结论。惟恩洋先生认这是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内心十分佩服。此后他继续研习儒学,并经梁漱溟的引导,到南京就学于佛学大师欧阳渐(字竟无)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