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教条主义的有力的哲学武器。
毛泽东关于矛盾法则、矛盾辩证法问题的阐述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他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精深研究和生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的复杂的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提供了至今依然是经典的方法论原则[150]。毛泽东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之为矛盾基本属性的论述，对于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的科学考察，不仅在中国哲学史，而且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亦有其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矛盾论》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它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已经由于现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我们在这里虽然不能详细展开，但必须谈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矛盾论》提供的哲学逻辑、哲学模型经由邓小平的卓越运用，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开放的重大转变。邓小平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伟大的矛盾法则，提出了一个响彻于当代世界的伟大命题和著名论断：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实现了社会主义由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重大转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革命性的变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