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受教于任老师多，可能我中老师的“毒”也最深。任老师曾经自嘲是带着三分之二的逃课史走上大学讲台的，并且说过诗人是创造性写作，不需要藏书。毕业后第二年，接到老师来信，说“当代教研室通过了硕士招生资格认证，你准备准备政治和外语考回来吧”。我趁着在北京出差的机会，当面向老师解释了不考研的理由。任老师不无遗憾地问我为什么要待在这样的学校。我说，我是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我喜欢安逸。为了说服我，任老师向我讲述了他自己在电大兼职代课的一段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史”课程用的是北师大当代文学教研室主编的教材，教研室老师自然被聘请为电大这门课的主讲教师。一次当他同样热泪盈眶地在讲郭小川时，发现底下喝茶的喝茶，织毛衣的织毛衣，更有三三两两大摇大摆地走过讲台到阶梯教室外抽烟聊天的。从此他拂袖而去，辞别了电大讲台。任老师不仅纯粹率真，而且孤傲。而我，站在讲台上浑浑噩噩直到今天。只不过为了避免老师曾经的尴尬，我转向了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