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让国王腐化，国王又败坏法律，法律不再公正，所有机构都在堕落，教育只培育邪恶的人，他们因为偏见而盲目，醉心于空虚、奢华、行乐，自然隐没了，理性受歧视，美德是梦幻……习惯、榜样、爱好将人引向罪恶。[62]
旧制度的弊端在于此，法国革命的弊端在于未能消解旧制度的弊端，旧制度造就了那么多变形者，革命却不能让他们摘掉面具。一个人不因出身、信仰、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的不同而受别样待遇，仅作为一个人就有平等权利，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都是如此，他才有坚固的现代身份。这样的身份培育的是独立人格，他不因观念差异和世事多变而觉得受威胁，愿意接纳新变化，并从中寻求人与制度、个体与集体的平衡。在英国历史上，人的身份与制度的关系不是逻辑难题，也没有实践困难，一切旧的在不知不觉中沉积为历史遗产，一切新的如愿登上现代舞台，由此成就了英国传统的“伟大连续性”。在旧制度晚期的法国，普通人为了确定的身份抗争不息，但徒劳无功。
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困境，敢于面对真实，并在争论中寻找新社会的常识与共识是抵消动荡的好方法，但承载公共舆论功能的报刊不是独立的。在传统权威弱化的时代，出版业虽触及旧制度的运行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初具眉目，普通人能以书报自我教育，培育独立的判断力，但王权和教权不断削弱时代舆论的批判力，普遍的不满无处申诉，申诉了也无解决的希望。“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63]人是高贵的政治动物，但在此时此地不得不屈从于生存本能，权力被扭曲的欲望所污损，失却古典时代的荣耀感，降格为谋生的手段，它不能保卫崇高的理想，反而是为人取笑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