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因此，将卢格的宗教等同于卢梭的宗教——正如温德在《三月革命前的激进主义》中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卢梭缺乏据以从宗教本身移转到其废止的哲学方法，而卢格的观点却是以这种黑格尔式的移转为基础的。
[68] 卢格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评论，主要见于他的《爱国主义》。卢格不认为常备军与自由不相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市民民兵培育了自由的精神。参见Ruge，“A Self-Critique of Liberalism”（1843），The Young Hegelians.An Anthology，ed.Lawrence Stepelevich（Cambridge，1983），p.258。
[69] 卢格的“公共领域”概念，其中心就在于它是用来争取政治自由的，它不是自由主义者对出版自由的需求的同义词，也不能简单地与哈贝马斯对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解相调和。卢格认识到真正的出版是作为一般精神的“公共”的文字化身。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人性自身的具体化，“事件”都通过“公共性的判断”被克服，众多的声音将逐渐变成一种声音。见 “Die Presse und die Freiheit”，pp.96-98。这种想象将公共领域概念削减为一种“中立的”概念上和制度上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内，自由的条件通过对话和说服的艺术被双方同意而建立。就他关于公共投票合理性的一般观点来说，卢格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对抗和斗争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方面朝向一个公开的真理主张，另一方面朝向一个已经由概念给定的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马（Mah）在《哲学的终结》（End of Philosophy）中对卢格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相似性的评论，需要相当多的条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