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1766年卢梭的转变
——从启蒙者到浪漫派
1765年赴英途中，卢梭的心情不错，那是四面受困、突然看到希望时的快乐。1766年3—4月，他的心理变化却让人困惑，时至今日依旧难以说明他的感知与行为的确切联系。牛津学者莱瑞（Leigh）编辑卢梭通信时有过疑问：“我们不知道他独居时发生的事，也不知道带有现实色彩的噩梦是怎样形成的。总之，他成了个多疑敏感的人，用灵巧的思维将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觉得到处是坑害他的陷阱。”[252]那场争论对卢梭影响很大，之后，他对文学共和国的态度不同于以往，要与之划清界限：
十四年来，我不幸从事这一职业，却未染上它的陋习，嫉妒、算计、甜言蜜语，一刻不曾靠近我的心灵。我未因外界迫害和不幸的遭遇变刻薄，放弃这门职业时，我像开始那样心灵健全。[253]
1767年5月，回法国后，他与乔叟（Edmund Jossop）仍说要远离文人界，这一行当违背他的性情，“我现在不再是文人，以前是，却给我带来不幸”[254]。而进入文学共和国前期，他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喜好与音乐才能，在沙龙聚会时朗读诗歌，竭力维持公民的身份，而一路的遭遇让他体会到人心的晦暗。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生存竞争的托词，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投机者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