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马克思的批评并没有停留在黑格尔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康德实践理性的阶级根源：
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者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27]
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理论思想，当然也包括道德理想在内，是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而人的意志则是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由于德国的小资产者，包括其代表人物康德在内，害怕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方式，因而他们竭力把法国资产阶级的血淋淋的革命“实践”转化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实践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