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
[4]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9年。
彰往察来:中国史学百年回眸[1]
中国史学具有“彰往察来”“述往事,思来者”的优良传统;它对待自身也是如此。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来说,百年回眸,彰往察来,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百年回眸,大要有三:首先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其次是史学在客观历史运动中的变化,最后是史学在发展中的得失利害与经验教训。三者之间本难以分开,这里只是为了阐说的方便而略示区分。
一、20世纪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
关于人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之发展的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不少论著面世。在20世纪前期,人们关注的是新史料的发现、新史观的引进和新方法的采用。30年代后期,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讲到中国史学的“最近之新趋势”时写道:“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他认为,“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革新期”,如对金先生的论点加以概括的话,除一曰、二曰外,当有三曰“西哲之史学”的引入及中西史学“合流之势”。这是对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的较早的观察与估量。40年代中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也做了基本的估量。他指出:民国以来的史学比起民国以前的史学有明显的进步,这“是由于好几个助力”推动的结果: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2]。顾先生所说同金先生所说很相近,都着眼于史学自身的发展,只是更加强调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