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的大幅度降低关税的政策得以通过,威尔逊—戈尔曼关税议案被采纳了。当时,我在制造业的地位虽然高,却也影响不了关税的调整与否,能做的只有支持关税降低,但又反对极端行为:或认为关税越高越好而极力反对降低关税,或谴责关税而主张无节制的自由贸易。
到1907年,我们已废除所有钢铁产业的进口关税,但并不损害本国企业的利益,因为欧洲已没有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即便国内的钢铁价格大幅度提高,欧洲的钢铁也只能进来一小部分,但也无法对本国的钢铁产业造成严重影响。1910年,在华盛顿关税工作会上,我就指出:相对来说,自由贸易只关注暂时的利益,国内的钢铁企业根本不用担心。
生意越做越大,我就有意将重心转移到东部,尤其是纽约,美国所有大公司的总部都设在那里。我弟弟汤姆和菲普斯先生全权负责匹兹堡的生意,我的职责转移到指导公司发展大局,以及出席重要的谈判会议。
1867年,我把霍姆伍德的房子留给弟弟后,就搬到纽约居住。又一次放弃熟悉的生活圈子,让我很难适应,母亲尤其如此,幸好她的身体还健康,我们在一起还能相互照应。我们初来纽约,暂时住在圣尼古拉旅馆,客居他乡的感觉难以消除,直到在百老汇街上设立了办事处后才稍稍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