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不仅要以同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新的阶级利益实现为中介，而且要以牺牲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或者是有碍新的阶级利益实现的其他阶级利益为代价。这种历史必然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必然要把经济落后并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或国家的利益纳入并使之从属于其利益体系。为此，西方资产阶级必然要破坏和摧毁东方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西方资产阶级在造成东方社会巨大灾难的同时，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不自觉地延伸着社会的进步。
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关的观点，即“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和“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伦理原则与历史尺度的统一。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是运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来评价东方社会及其历史命运的。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43]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从人道主义情怀出发，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