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出狱时，工读互助团各组都已奄奄一息。他便自任第四组组长，新筹资金，实行工商兼营；置机打线，卖饭供膳，还附售文具用品。他认为办互助团的目的本非谋利，乃是通过这一组织，团结有志之士，造就理想经验兼备的人才。他工作学习十分努力，除统筹全组事务外，每日和大家一样劳动四五小时，并要远远赶到北大听课。但由于种种原因，结局还是负债累累，被迫停业关门。
1920年下学期，他在北大哲学系旁听的是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前者由马叙伦讲《庄子》和“宋儒学案”，后者由梁漱溟讲“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哲学”。本期安排先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阐论人生问题有三大方面：一是对生活衣食住行等问题，它以向前要求为主；二是对他心的问题，它以调和持中为主；三是对因果生老病死的问题，它以向后解脱为主。梁漱溟指出西方、中国、印度各别具有着重解决上述三方面人生问题的倾向；并谓其主要成就，西方为民主与科学，中国为儒学，印度为佛法。他的讲题主旨，以中、印文化无可非议，其病在于早熟。西方文化正兴盛发达，物质文明成就特高，惟其弊病亦日渐暴露。自长远视之，这种文化对于人类是否能带来真正幸福，还是很有疑问。他主张中国当积贫积弱之际，不宜排拒西化，应采取“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方针态度；即是说，存在一个如何去掌握或引导的问题。梁漱溟的意见，在当时曾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其是非难以遽下结论。惟恩洋先生认这是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内心十分佩服。此后他继续研习儒学，并经梁漱溟的引导，到南京就学于佛学大师欧阳渐（字竟无）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