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4.在“十七年”期间只写了唯一的《青春之歌》的杨沫，在叙述林道静的故事时，采用了女作家较为惯用的自传色彩较浓的叙述手法，在多次有关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的自述中，不难发现林道静有杨沫的影子，但是，这种投入故事内容的方式并不代表杨沫便会像茹志鹃、宗璞等女作家那样，在叙述她的“影子”人物林道静时采取以女性为本位的观点，相反，林道静是被放在一个被动、被看和被男性化“愿望”的位置。可以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中，林道静假若没有得到那三个男人的拯救、唤醒和肯定，她的“英雄化”道路是没法完成的。余永泽代表的是虚幻的“骑士英雄”，他救了林道静肉体的生命，虽然他日后遭到摈弃，无可否认，他是林道静对个体生命的爱与美（相对她家庭给她的恨与丑）的唤醒者；卢嘉川代表的是“精神英雄”，他是女主人公集体意识的启蒙者，林道静意识到个人命运必须与群众的命运结合时，便开始渴望有人把她从沉闷的个人生活中拔出来：“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卢嘉川的拯救之后，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那么，这个阶段的林道静需要的是一个导航者，江华出现在她身边了。他是与林道静共同战斗的“革命英雄”，唤醒她的斗争意识，介绍她入党，也是她从对卢嘉川朦胧的爱意中解脱出来，投入他的怀抱。经历了这几次外来的“洗礼”，林道静就净化成为一个完美的英雄了。这是《青春之歌》外部视点的一种表现。此外，林道静的形象、思想和需要很多时候是透过男性的权威目光界定和阐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