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坡维特斯基犯了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相似的错误，即把研究的主题表述为研究的方法；把应当被解释的东西用来解释其他东西。描述普遍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要做出道德上的陈述：这两个程序在后现代正如它们在后现代以前一贯有差异的那样是不同的。如果里坡维特斯基的描述是正确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从道德困扰中解脱出来的社会生活，抽象的“是”不再为“应该”所引导，社会交往已经从义务和责任中脱离出来，那么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道德规则如何从置于社会自我再生产的斗争的武器库中退役的。如果社会学家恰好属于社会思想中的批判潮流，他们的任务也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他们将拒绝接受“存在即合理”的观念，也不会认为人类所做的仅仅是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或者是他们叙述自己所做过的。
本研究有一个假设就是：后现代道德的意义在于它给有批判意识的社会学家提供了继续对上述问题进行比以前影响更大的调查的机会。道德有阻碍自我检查的离奇的能力，它用幻想的面纱包裹着自我复制的机制，没有道德，那些机制在它们各自的岗位上就不能正常地运行。为了到达能够达到的目标，道德不得不把它的目标设定在它不能达到的目标上。本研究所指的“后现代透视”首先意味着撕破幻想的面具，认识到某些假设是错误的，某些目标是既不能达到又不值得达到的。本研究希望，在这种条件下，在现代伦理哲学和政治实践中消失的道德力量之源能够重新出现，同时它们在过去消失的原因能够被更好地理解，并且作为一种后果，社会生活“道德化”的机会会得到提高。后现代在历史上是以道德黄昏的形式还是以道德复兴的形式降下帷幕，留待后人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