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斯大林选集》下卷，435、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附录三 胡塞尔：从先验自我转向生活世界
在胡塞尔的哲学生涯中，前期注重对先验意识本质结构的分析；后期则转向对生活世界的探讨，并明确提出，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这一理论转向不仅意味着胡塞尔本人研究方式的转变，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穿透力，对整个现代哲学也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不仅现象学家，而且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和马克思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受到胡塞尔这一思维动机的影响，并结合这一动机而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观念。”[1]而自G.勃兰特1971年出版《生活世界》，H.鲁门贝格1986年出版《生活世界与生活时间》以来，关于生活世界问题的争论一再发生并进一步展开，尔后经过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众多思想家的持续辩论，现象学运动“最终突破了欧洲文化的范围”。在我看来，胡塞尔的“后期转向”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并从一个侧面凸显了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的巨大超前性及其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