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极力维持的西式生活
1919年6月20日，正在北京访问的杜威夫妇（John Dewey，Alice Chipman Dewey）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饶有兴致地说：“有一件事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北京美国化程度已经到了我们每天至少吃一次冰淇淋，一次两大份。这很有帮助。”[2]
只在北京逗留几个月的杜威夫妇尚且为能吃到自己国家的、熟悉的食物而开心，更何况那些较长时间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事实上，无论是出于情感归属的原因，还是出于生活舒适、讲究卫生等原因，多数欧美侨民倾向于在北京维持西式生活。但也有例外，《丰腴年代》（The Years That Were Fat）的作者美国人乔治·凯特（George N.Kates）刻意要体验、感受北京当地居民原汁原味的生活，为作品提供真实的素材，于是就住进了中国人社区，像老北京居民那样生活。
一、房屋的现代化改造
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人士极力维持西式生活，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中式房屋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上。
众所周知，一部分在京欧美人士居住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如外交官、使馆卫队、一些邮局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洋行商人等。使馆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重建的，“人们可以找到所有常规的欧洲或美国建筑——教堂、银行、商店、医院、俱乐部和饭店宾馆。每一栋建筑都试图展现大洋彼岸其本国的一些元素，因此这些来自美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的‘碎片’紧挨在一起”[3]，组合成了使馆区独特的风格。不仅从外观上看，从内部装饰和房屋设施看，使馆区的建筑也较现代，自来水、电灯、框格窗、铺好的地板、粉刷好的墙壁、暖气片等，样样俱全。以六国饭店一个普通客房为例，其内部布置包括“整洁、盖着绸面鸭绒被的英式床，花边窗帘，装有镜子的大衣柜，电灯，配有冷热水龙头的盥洗室，床头小桌和桌上红色丝绸罩着的小灯，舒适的安乐椅”等[4]。即使是东交民巷邮政公馆（Postal House）的一个小公寓，也有“一个L型的门厅，一个大客厅，一个大餐厅，一间用作办公室的小书房，两间卧室，两个浴室，一个厨房，一个食品储藏室，好几间佣人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