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了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坦白，那么撩人，弄得洛道夫更加愣住了。
“他只有六十五岁呀，”她说，“但我敢断言，这究竟还是……令人宽慰的事情。”
“在您提出的条件之下显得多么圣洁的爱情，我不愿您拿来开玩笑。”
“嘘!”她跺着脚道，一边望望她的丈夫是否听着，“永勿扰乱这亲爱的人的安静，象孩子一样纯洁的，我爱把他怎样就怎样的人。他是，”她又接着说，“在我的保护之下。您真不知为了我是自由党人之故，他以何等尊贵的精神把他的生命财产来冒险！因为他是不赞成我的政见的。这算不算爱，法国先生？但他们家里是这样的。爱弥里奥的兄弟,被他的爱人为了一个可爱的青年而欺骗时，他把剑插在自己的心窝里；十分钟前他对贴身的男仆说:——我很可能杀死我的情敌；但这太使我的‘女神’伤心了。”
这种高贵与俏皮，伟大与稚气的融和一片，使法朗采斯加这时成为世界上最动人的造物。晚餐和餐后的时间都非常快乐，在两个被解放的亡命者，这当然是应有的欢喜，但在洛道夫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