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的大幅度降低关税的政策得以通过，威尔逊—戈尔曼关税议案被采纳了。当时，我在制造业的地位虽然高，却也影响不了关税的调整与否，能做的只有支持关税降低，但又反对极端行为：或认为关税越高越好而极力反对降低关税，或谴责关税而主张无节制的自由贸易。
到1907年，我们已废除所有钢铁产业的进口关税，但并不损害本国企业的利益，因为欧洲已没有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即便国内的钢铁价格大幅度提高，欧洲的钢铁也只能进来一小部分，但也无法对本国的钢铁产业造成严重影响。1910年，在华盛顿关税工作会上，我就指出：相对来说，自由贸易只关注暂时的利益，国内的钢铁企业根本不用担心。
生意越做越大，我就有意将重心转移到东部，尤其是纽约，美国所有大公司的总部都设在那里。我弟弟汤姆和菲普斯先生全权负责匹兹堡的生意，我的职责转移到指导公司发展大局，以及出席重要的谈判会议。
1867年，我把霍姆伍德的房子留给弟弟后，就搬到纽约居住。又一次放弃熟悉的生活圈子，让我很难适应，母亲尤其如此，幸好她的身体还健康，我们在一起还能相互照应。我们初来纽约，暂时住在圣尼古拉旅馆，客居他乡的感觉难以消除，直到在百老汇街上设立了办事处后才稍稍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