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明代以来，批评实录的人很多，郎瑛认为明代“无史”[8]，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对实录与其他史书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忌讳，不可废也。”当然，王世贞在对实录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看到了实录所具有的其他史书不能代替的价值。清初史学家万斯同在读过明代诸家纪事之书后，也认为实录“虽是非未可尽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可信不诬”[9]，“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10]。他们的论断大致反映了《明实录》的历史价值。
三、典制史《大明会典》的纂修
明代以前，就有了纂修本朝典章制度的断代史书，《唐六典》、《元典章》是这类著作中价值较高的。《大明会典》则仿二书的体例而作，记述了明朝的典章制度，而且与二者相比较，更具有典制史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