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本能的领导在实践中都发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抱着制造结论的想法，就不会“主张和重复”他们希望得出的结论。他们阐明作为前提的事实，然后让听者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使知识自然地对意愿发挥作用。在我们自己的疆域里，纽约东部以南，从1917年秋至1918年夏发生的最显著的道德变化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而寻求一种非常真实的对国家的效忠。一位对这一变化负更多责任的人解释说：“当恺撒推翻了Brest-Litovsk条约，他自动地将社会主义从东岸扫除出去，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阳光照进来。”在军队中，逃亡率非常高，多是东田纳西州、北亚拉巴马州、乔治亚州的山地居民，驻扎在Oglethorpe边界上的第十一骑兵营的武装的骑兵中队已经将他们分别包围。这些山地居民的孤立与无知直接造成了逃亡问题的产生。骑兵们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一场启蒙运动要比武装人员的追捕更能有效地将逃亡者带回来。
追捕藏匿士兵的骑兵队伍中，有许多人穿着美国政府的制服，其行军过程就像是一场天然的教育游行，针对的是那些由于无知和谎言才反对战争和政府的人们。
当政治家处理全体人民的道德问题时，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那些对紧急事件直接感到压力的人们很难有耐心去询问对战争动机的解释，也不会关心对战争目的的权威声明。经过对某些国家问题的讨论之后，一位外国的外交官对我说：“这一切都非常有趣，但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战争进行下去。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让他们知道，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尚未赢得战机。”大约与此同时，英国发表了关于战争目的的檄文，并成立“战争目的委员会”，在全岛展开讨论。事实上，除了“保持所有人的思想一致”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将战争继续下去”。无论在军队里还是在民间，都不可能完全弄清楚战争的精神背景。当故事被经常重复时，剩下的惟一的问题就是表述上的困难了。一位情人在回答他的女友的问题时说：“我曾经告诉过你一回，这难道还不够吗？”从逻辑上来说，他是在自我辩护。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他远远不对。而且，战争中的人多少像那位付出一切的女士一样，处于相似的地位。情感和意志被越深地卷入战争，对知晓的渴求就变得更加不容易满足，也更加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