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安小男的状态彻底安定下来之后，我便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外地跑了一圈儿。“校漂”那部片子粗剪完成，有个教育主管机构提出了意见，说我的作品里“亮色”太少，然后拨了笔钱，让我着力反映一下几个近年新建的“大学城”的风貌。从而和方兴未艾的“教育产业化”改革挂上关系。对于那纸批文，我在同行圈子里极尽嘲弄之能事，但一扭脸就包了辆“依维柯”摄像车，叫上组里的几个得力人手准备动身。
“你怎么竟依了？”一块儿去的实习生小张问我。
“你不晓得他们的力气有多大。”我和她对了句鲁迅在《祝福》里的台词，然后无耻地辩解道，“反正我不答应他们也会收买别人，这种好处与其便宜了那帮王八蛋，还不如自己抢在手里。”出发之前，我专门到上地的办公室看了看安小男，给他带了一盒从楼下“屈臣氏”商店买的眼药水：“敬业归敬业，也不要太废寝忘食。”安小男“嗯”了一声，捋了捋仍如乱草一般，但总算干净了一些的头48发，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里面是这两个月的工资，李牧光给我打过来的是美元，我已经换成了人民币。你路过河北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弯到H市一趟，把这些钱给我妈带过去？她眼睛不好，去银行取钱很不方便。”我自然一口答应，并在两天之后就把这事儿给办了。紧邻H市不远，就有一片刚刚竣工的大学城。那儿基本上就是一块镶嵌在华北平原上的水泥疙瘩，到处都是明晃晃的道路和操场，连一棵树也见不着。大学城里聚集着省内几所三流学校的低年级本科生，他们因为被发配到这种地方而心情颓丧，像一群走错了门的鸡一样仓皇地闲逛。在取景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几个农民工攀登上大学城的主楼，悲愤地呼号着什么，频频作势欲往下跳。一打听，才知道是开发商一直没给建筑方付清尾款，导致他们的工钱也被拖欠了。但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这样的场面肯定是没法抓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