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个绝好的例子是，中国史学家对“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如此之长”这类问题始终不渝地保持迷恋，所有皓首穷经式的考据、锲而不舍的论证，实际上都是在企图说明一个初始可能就并不存在的神话的自足合理性，以至于有人形容这种研究仅仅是一种情结在起作用。[69]
因为热衷于此课题的学者在开始进行研究时，根本没有人去询问“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或者封建社会的中西形态有何不同等这类本应首先加以严格界定的问题，而是一股脑地扎进浩瀚无际的史料堆中遨游起来，直接到处寻找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封建社会不断延长”的证据。在有些学者的眼里，“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已经作为一种既定的起源假设而存在，根本就不需要对这类存在进行论证和质疑，就像乾嘉考据中根本无须质疑原始经典文本的可靠性一样。因此在研究中需要质疑的只是对这一命题论证的程度（如出现时间的先后、地区分布的广窄、影响社会的程度等）之类的问题，而这类问题正是在绝对无条件承认起源假设成立的基础上予以展开的。对此类问题的批评，正如乾嘉学术对理学的反省一样，丝毫不打算质疑和考察起源文本的真实性。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所铺陈的大量考证性工作，在一些细部研究结论上可能会有所创获，但是就问题意识的更新而言，这些工作往往只是在对研究前提不加批判性审视的史学传统上又增添了一个实例。中国的现代历史考据学就经常这样无意识地重复着古老的正统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