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敖天照的这一说法，云南大理学者刘光曙颇不以为然。按他的研究，三星堆的海贝既不能充当货币，也不是从所谓的南北丝路进口，而是另有一番尚没有引起学界足够注意的情形。这一情形经刘光曙深入调查研究后被发现了。刘曾向学界这样宣称：
古代中原海贝的来源不清楚，但从历史上看，夏朝末期，在夏的东方的商部落有很大的发展，势力扩展到渤海。西太平洋沿岸是产贝之地，商部落要获取贝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夏要获取海贝可能通过商部落。当贝运到了夏控制的中原地区时，就显得极其珍贵，被视为珍宝。由此可以认为中原早期海贝就来自黄河下游的渤海与黄海之中。
从三星堆发掘情况看，两个祭祀坑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器形虽与中原殷文化地区所出接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异，而更接近陕南城固、川东巫山、湖南岳阳以及湖北枣阳、沙市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这就表明此地区商代晚期文化有其共性。如果从这些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都属长江水系。陕南城固、湖北枣阳在汉水流域一带；四川广汉在岷水、沱江之间；川东巫山、湖南岳阳、湖北沙市都在长江两岸。这些具有共性文化特征的地区，显然是由长江连接而成。长江就是这一文化的传播线，广汉三星堆海贝应是由这一条线从东海输入而来的。如果按敖天照等人的说法，三星堆海贝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越南或印度一带输入的话，涉及的问题就复杂了。如此遥远的路途，加之崇山峻岭的阻隔，其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要想直接贸易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从文化的承接关系来看，三星堆海贝文化早于云南海贝文化，而不是相反。“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东汉永平十二年才出现的事情，而三星堆海贝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比丝路的开通早了两千多年。所以，三星堆海贝来源与这条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若从长江这条线路寻找三星堆海贝源的话，以上的疑团豁然解开。从长江运输可利用舟楫之便，由东海溯江而上，当属于正常和较轻松的流通。而在这一条线上恰恰又可找到同一时期的共性文化特征。所以，三星堆海贝从东海由长江输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