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燮同姚莹比起来，他没有直接参与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缺少同主战派人物的交往，故对林则徐销烟抗敌的气概，对魏源师夷制夷的战略，于书中缺乏足够的评论，甚至还有误解之处。当然，此是枝节，不必苛求。
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从姚莹到黄遵宪，中国史家所孜孜以求的，不论是在民族、疆域、国家方面提出的新认识，还是在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方面提出的新认识，都是中国史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表明，在历史观念上，中国史学因有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滋生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这些进步还表明，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大多意在留心世务、关注国运，是一些勇敢地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人。他们批评那些“坐井观天”、“暗昧无知”，“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的士大夫，在“夷务纷纭”的年代“茫昧自安”，必将“误天下国家”，显示出了“良史之忧”的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