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燮同姚莹比起来,他没有直接参与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缺少同主战派人物的交往,故对林则徐销烟抗敌的气概,对魏源师夷制夷的战略,于书中缺乏足够的评论,甚至还有误解之处。当然,此是枝节,不必苛求。
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从姚莹到黄遵宪,中国史家所孜孜以求的,不论是在民族、疆域、国家方面提出的新认识,还是在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方面提出的新认识,都是中国史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表明,在历史观念上,中国史学因有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滋生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这些进步还表明,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大多意在留心世务、关注国运,是一些勇敢地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人。他们批评那些“坐井观天”、“暗昧无知”,“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的士大夫,在“夷务纷纭”的年代“茫昧自安”,必将“误天下国家”,显示出了“良史之忧”的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