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夫—梅里似乎有意和戴高乐将军对着干，戴高乐将军越是实行《世界报》一度倡导的、以行动自由和法国利益为基础的独立外交政策，伯夫—梅里就指挥《世界报》变本加厉地吹毛求疵。戴高乐越是向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努力，撤回法国军队，并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世界报》就越是宣传某种北非联邦和法国结成紧密联系的含糊思想。戴高乐越是主张法国拥有核武器的计划，《世界报》就谴责得越厉害。如果戴高乐举行一次他难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世界报》第二天一准发表伯夫—梅里的文章，对他的方针进行批评性的分析，这已经成为60年代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典型特点。
如果说伯夫—梅里一直和他的《世界报》担负着时代纪录的工作的话，那么这段时间他和他的报纸基本上是一位几乎和反对者一样的严厉的监察员。
有意思的是，伯夫—梅里的战略再次成功，在戴高乐执政的几年里，《世界报》大发其财，发行量从戴高乐执政当年的16.4万份飞增至35.4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