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考察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以考察进步主义在中国历史这些较为精致细节的一部分，即它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陶行知在他与运动联系最紧密的早期生涯时的传记。结论与其说是要否定我已相信基本正确的既成历史，不如说是就它在每个细节上的确凿性提出某些怀疑，意识到一种教育观念表面上从某一种文化传至另一种文化时实际的复杂性，由此而做出一种性质的评价，它必然相当大地修正像一种通常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的一般解释。
进步主义教育在政治上的兴衰
随着袁世凯于1913年残酷地镇压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些中国的改革者从贯彻民主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直接企图，转向经由优选改造中国文化为同样目标的间接努力。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从儒家之后的梁启超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都论辩道，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抛弃传统的中国思想与行为方式，是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和民主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应为所选择的西方价值所替代，即一种基于极为广泛解释科学与民主的世界观。就许多人而言，教育是实现这一文化变革的关键手段。
在这场被胡适不恰当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化价值改革运动中，[3]美国进步主义决不是唯一的理智影响。然而许多改革领袖，如胡适、蒋梦麟、郭秉文、朱经农和陶行知等，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其生平的某点上自认是它公认的大师约翰·杜威的追随者。当杜威自己于1919—1921年对中国作广泛访问时，他的影响扩散得更广了。他在中国主要的大学讲演，大厅里挤满了赞美者，总是激起热情的反应，虽然这与其说是出自专业哲学家，不如说是出自教育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