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112］
部分原因是因为蔡京等人“绍述”熙宁新法，急功近利，变乱了好不容易形成雏形的崇尚“忠节”的价值体系。钱锺书尝引宋人《遗史》记靖康时范琼言：
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
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113］
说明利益与道德之联系，“享利则推有德，得食则事为君”。这种职业化的无所谓态度，正是造成“靖康耻”的直接原因。高宗登极之后，甚至不敢处罚“靖康之变”中这些陷主从贼、接受伪职之权臣：
张邦昌既废，范琼不自安。朝议以其握兵，特诏：“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理当阔略。惟王宗濋首引卫兵逃遁，以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责。此外一切不问，以责后效。”［114］
连安史乱后的唐廷都不如。这里所说的范琼本为京城巡检，靖康初也曾积极抗金，金兵入汴却积极地服从金人指挥。靖康二年（1127）二月曾亲自押送赵佶夫妇同坐一辆破牛车，令皇亲、妃嫔、公主、驸马步行在后，同往金营投降。三宫六院中稍微有点位号的，全被他领着金人掳走；又是最先拥立张邦昌者，并杀害了以吴革为首准备起义的殿直甲士数百人。奇怪的是他居然南渡继续任职，浑若无事。建炎元年（1127）任定武军承宣使、御营使司同都统制，又带兵镇压叛乱。赵构对其靖康年间作为恨之入骨，先以温言慰藉，后寻他故捕获处死。后来“隆兴和议”时又出了一位胡昉，声言“朝廷官爵是买吾曹之头颅”。［115］更加强调自主作为，不以国家政权利益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