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来，正当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进步知识界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向着封建的腐朽思想猛烈开火。陶行知热情地投入了反封建的行列。开始着手他的三件大事：一是反传统教育（指以死读书为特征的封建教育思想与方法），二是反对洋化教育（指不顾国情地搬用外国办学方法），三是在反对这两种教育中开出一条大道来，创立人民大众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教育理论与方法。[14]
当时的中国教育，虽然经过清末民初的废科举、兴学校，学习美、英、法、德、日等国的教育思想，在不少志士的努力下，有了一些进步，但从全国来看，仍然是满目凄凉，文盲遍地。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及其子女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制度的性质并未改变，正如陶行知说的“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了‘洋八股’罢了”。[15]陶行知说的“老八股”与“洋八股”，就是指的带有封建性与买办性，脱离中国广大人民需要和利益的教育制度与思想。“‘老八股’与民众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它们的通病是把教育向“死胡同”里拉，不是要人们“来学‘生’，偏偏要他们来学‘死’”，他认为“中国教育已到绝境”[16]。早在“五四”前夕，他就立志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欲求常新之道必先有去旧之方”，他明确指出要去“五旧”：“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试验”。所谓“依赖天工”，就是“成败利钝，皆委于气数”的宿命论，如果不去掉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就不能振奋民族精神，国家永远不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人民始终脱不掉“东亚病夫”的耻辱之名，他要求培养“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制天而不为天所制”的具有无畏精神的改造世界的强者。“沿袭陈法”，是“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授，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这种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正是旧教育的主要症结。而“仪型他国”，正是指风靡一时的欧洲中心论的民族虚无主义，不顾国情，不辨外国东西是否陈旧过时、是否适用而一味照搬照抄的“全盘西化”论。他主张有分析有选择地学习外国，“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这样才可避免“今日中国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17]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现状，陶行知满腔热情地投入教育改革活动。1921 年他出任《 新教育》 主编，参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担任主任干事，1923年推动成立中华民族教育促进会。从那个时候起，他一心一意为改革旧教育而努力奋斗。陶行知是对二十世纪开头二三十年中的中国教育现状，对古今、中西教育思想的多重反思中，特别是在同脱离中国人民现代生活要求的传统教育的尖锐斗争中，逐步建立起生活教育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教育运动的经验，对陶行知创造生活教育理论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如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吴玉章等参加，而日益发展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20 年达到高潮，国内青年留法达一千六百多人。这是一次边工边读，学习与生活密切结合的群众活动，这一思潮对国内教育界有很大震动。陶行知自己早年在美国也是靠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而学成的。又如在北方以邓中夏为首开展的工农教育活动，持续到1923年，前后达三年之久；在南方，由彭湃、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的工农教育运动，既是教育活动又是革命活动，影响遍及全国。正如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的生动实践曾经给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启示一样[18]，共产党人在农村在工矿大规模的工农教育运动，也在无声地影响着陶行知。至于晓庄师范创立后的生活教育运动有刘季平、石俊、叶刚等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则更是人所共知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