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书启动之初，鉴于老先生们年事已高，编委会决定，“在主编指导下，由李国钧、王炳照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在毛先生、沈先生指导下，我和国钧将稿子交换看过，将稿子里存在的问题、修改建议一一列出来，在连同原稿一起交给主编来看，然后再交给作者继续修改，可能是我们比较认真，大多数建议都被毛先生、沈先生他们认可了。从第二卷开始，两位老先生便不大过问稿子的具体细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由于不少执笔人都是年长于我和国钧同志，是我们的“学长”“师兄”,难免出现不同见解。就曾有人拍着桌子，说“王炳照你把我的精华都改没了”,还告到了毛先生那里去。毛先生还专门把我找去，说他仔细看过了原稿，支持我的看法，并已经给作者做过解释，说这些意见都是他的意思，王炳照只是转告而已。在毛先生的授意下，我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工作果然顺利了不少，大家合作很愉快。
由于编写《中国教育通史》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尝试，在第一卷定稿前，我们还专门邀请了历史系的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中文系的黄药眠先生、启功先生等，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他们对书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启功先生还欣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1985年4月第一卷正式付梓，出版发行。出版后，受到国家教育委员会有关部门的重视，何东昌同志对我们的设想很感兴趣，专门提出要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历史的研究，全书正式列入了“七五”期间《高等学校教育类专业教材编写计划》,教育史界的同行们也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对于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