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山西迁移中原的百姓众多，是大移民迁民群体的主体。永乐前期曾被下诏三次迁民，后又要求将具有特定职业的工种逐渐向京都聚集，一些受灾的群众主动要求被迁，也得到了应允。今天，在山西洪洞大槐树附近仍然有对明初山西大迁移的相关记载，山西的其他一些地方如太原（县）、岳阳、高平、临汾、晋中等也出现了大量的迁移手续遗留证明、民史民谣。大量山西移民填充到中国各地，不忘祖居的同时为中国广袤平原上的农业生产恢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在家族、官办条令中保留的历史记录成为河北直隶等周边居民追溯山西洪洞大槐树为祖居所在的证据，也正因为这一群体的庞大使一些人直接将明初的迁移民众行动称为明朝洪洞大移民。
北直隶地区的大迁移在明初的大移民行动中规模最大，历史记录最全，也最引人关注。这其中既有政权对抗所需，又有经济社会求稳所配套，由于大多受封建王朝统治者和富户地主所支配，因此可以看作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迁移。
通过这场浩浩荡荡的大迁移，北京周边的居民数量大幅增加，成为护卫京都的一扇门户，所迁移的军户家眷为周边部队的战斗力提供了保障；北京地区的土地荒田被一抢而空，获得新土地的家族开始扎根于此并不断传承，成为地方稳定经济的一部分力量；一部分低素质的农户进入市镇充当廉价劳动力或受雇佣的耕种者，提高了生产生活的效率和田亩的使用效率，这也符合封建土地制度的一般规律；从南方、山东迁移的农户将生产技术和桑蚕养殖带入北方大户，使棉花种植、纺织产业等相关行业在北方盛行，由此带来的产品外溢吸引了相当多的商户入驻，又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北京附近的税收，北京也成为明朝唯一的经济、政治中心；最后，由于迁出地原本的人口和土地配置的不合理在元末明初达到高潮，明初的大迁移还为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田亩分配不均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缓解了明清时期的人地矛盾，也将迁出地百姓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了许多。当然，明初之后随着北直隶人口逐步增加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土地与农户之间的争端和矛盾，受到了官方学者和地方官吏的进一步关注。